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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应高度重视 “第三次工业革命”

    来源:本站原创   时间:2017-05-08   浏览量:730

第三次工业革命,这个概念并不新鲜,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、80年代初,就已经由西方提出。但最近,随着英国 《经济学人》杂志4月期的专题讨论,在法兰克福举办的欧洲模具展上三维打印机现场打出锤子,以及杰里米·里夫金《第三次工业革命——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》一书在中国的出版,第三次工业革命成了一个热词。

  对“第三次工业革命”这个概念,目前还没有统一的界定。杰里米·里夫金说“工业革命”必须包含“新能源技术的出现、新通讯技术的出现以及新能源和新通讯技术的融合” 三大要素,因此,“第三次工业革命”就是新能源、新材料、互联网、物联网等不断融合出来的一个数字化制造时代。英国 《经济学人》杂志则简单地将“第三次工业革命”界定为“数字化革命”,关注点是数字化制造和新能源、新材料的应用,它将改变制造商品的方式,并改变世界的经济格局,进而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。

  对“第三次工业革命”的认识,目前主要有三种态度,一种观点认为所谓的“第三次工业革命”只是互联网技术和新能源技术两个概念的嫁接,它听上去诱人,实际上是一种忽悠;第二种观点认为目前还难以说新的工业革命已经开始了,但以“信息和远程通信”为标志的第五次技术革命浪潮和以“纳米技术、新材料、新能源和生物电子”为标志的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,是值得重视的;第三种观点认为“第三次工业革命”已经初露曙光,中国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,错过了第二次工业革命,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第三次工业革命。

  纠结“第三次工业革命”的概念本身,可能意义并不大。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,西方学者发表对工业革命的观点,提出了“第四次工业革命”的概念,认为始于18世纪70年代的英格兰用煤冶炼铁矿石和纺织工业机械化为第一次工业革命;始于19世纪40年代的蒸汽机、铁路和酸性转炉炼钢为第二次工业革命,始于20世纪初的电力、化学制品和汽车的发展为第三次工业革命,即将开展以电子计算机、遗传工程、光导纤维、激光和海洋开发等新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,并指出“工业革命的周期一般为50年,开始的15年是萧条期,接着的20年为大量再投资期,其后10年为过渡建设期,结果导致下一个萧条期的出现”。

  我国也曾对“第四次工业革命”给予过重视,但那已经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情了,198310月上旬的一次国务院会议上,曾热烈的讨论过,时任总理还发表了“世界新的工业革命和我们的对策”的讲话,遗憾的是,并没有将此落到实处,直到我们在奋力追赶的时候,还曾经看过互联网泡沫的笑话。回过头来,看当时西方关于“第四次工业革命”的观点,似乎并不那么离谱。

  其实,在这个方面,教训最为深刻的,应该是日本。在信息技术革命刚刚开始的上世纪70年代末、80年代初,日本成了名副其实的“世界工厂”,不仅在传统制造业上取得对美国的全面胜利,甚至资本夸耀可以买下整个美国,但1968年成立的英特尔公司、1975年成立的微软公司,一发力,一联手,日本就不但不得不交出了“世界工厂”的宝座,经济还陷入了长期的萧条,直到今天。

  如今,中国和当年日本的处境颇有点相似,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债主,中国的制造业超过美国,成为名副其实的“世界工厂”。美国自然没有闲着,在奥巴马政府上台后,用“再工业化”的概念取代了“后工业化”的概念,当时我们的一些经济学家还分析说美国是在开倒车,但美国咬定数字化和新能源三年,成效已经初显,2011109日的《中华工商时报》报道说“美国企业正从中国回迁本土”,201287日《中国工业报》的报道说,最近的一些调查显示,已有近40%的美国企业准备把工厂从中国回迁到美国,欧盟也正制定相关政策准备迎接相关企业回流。企业的回流,并非简单的搬迁,而是运用新的生产技术。

  再看当下中国的工业发展境遇,由于中国经历后发发展之后,劳动力成本上去了,土地成本上去了,资源和原材料成本上去了,环境成本上去了,社会福利成本也上去了……制造业外迁几乎成了一种潮流,一方面是现代工业回迁发达国家,另一方面是传统工业迁往越南、印度尼西亚、孟加拉、印度等国家。2009年,耐克关闭了在华的唯一一家鞋类生产工厂,我们并没有给予多少关注,但今年7月,当阿迪达斯宣布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关闭在华唯一自有工厂的消息时,则引起了强烈的舆论反响。

  2008年的金融危机,中国这边似乎风景独好,但我们依赖的是“4万亿的刺激计划”;今年以来,反映工业景气状况的汇丰经理人采购指数我国一直在低位徘徊,直到最近“4万亿2.0版”默默践行开始,汇丰经理人采购指数才回升,但依然在50以下。无论什么样的“4万亿版本”都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,这也是很多人忧虑中国经济前景的原因所在。

  在中国工业哀鸿遍野的语境下,深圳一家生产无线键盘和鼠标的企业雷柏公司,引进了一批ABB公司的工业机器人,结果在过去三年的时间里,产值增加了两倍多,工人数量则从3000多人下降到1500多人。这也许是关于“第三次工业革命”最好的现实案例。

  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界线正变得模糊,个性化生产和自动化生产的未来工业生产方式越来越清晰,而这种生产方式下,劳动成本将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。媒体曾经报道说,一台价格为499美元的第一代苹果iPad平板电脑只包含大约33美元的制造劳动成本,而其中在中国完成的最终组装的成本仅占8美元。在今年3月苹果的代工厂富士康展示的Iphone4S的生产线,电路板都是通过打印机打印出来的,而工人做的主要是装料。装料能不能由机器来完成呢?答案是不言而明的。

  也就是说,历史的教训,现实的趋势,当下的萌芽,中国工业的处境,都让我们必须开始未雨绸缪,传统的工业发展思路难以为继,必须寻找新的出路。无论现在热议的“第三次工业革命”最终会否成为真正公认的革命,无论杰里米·里夫金提出的“第三次工业革命”模式是否真的靠谱,我们都没有了犹豫的空间,必须信其有,并立刻采取对策。而“第三次工业革命”追求的可持续发展模式,与我们强调的科学发展观,正是不谋而合。

  如何应对正在进行的“第三次工业革命”,我们必须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,不能再迷信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参与国际分工,要有布局“第三次工业革命”的主动意识、创新意识、超越意识,要大力发展教育,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,培养大批拔尖创新人才,要“不断地在政治、社会与经济各层面上进行改革,从制度上保证参与新工业革命所需的宽松发展环境”,要下决心自主研发核心和关键性技术,要主动探索新的工业模式,培育出“第三次工业革命”的革命者。